《好望角系列·东线之战：1915年穿越巴尔干之旅》([美]约翰·塞拉斯·里德)【简介_书评_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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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美国著名共产主义者里德投身革命前对于革命前东欧的反思，也为里德观察苏联革命，投身苏联做了铺垫；
游记散文类描述，对于巴尔干地区有着敏锐细致的观察和精彩的讲述；提供了关于巴尔干地区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理解当下的巴尔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力荐。

内容简介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美国左翼新闻记者约翰·塞拉斯·里德前往东线战场，试图见证和报道那些宏伟壮大的战争场景，比如“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比如“俄国向柏林进攻”。然而现实是，里德完美错过了所有重要的战争，而是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后方，开启了一场冒险之旅。他们到达萨洛尼卡，然后缓慢向北进入塞尔维亚，在半毁的贝尔格莱德，他们遭到萨瓦河对岸奥地利阵地的炮火袭击;他们参观了挤满死者和垂死者的斑疹伤寒医院，骑马到达塞尔维亚北部的古切沃山顶，发现那里仍然堆满了去年战斗中腐烂的尸体;他们在崩溃的前线后方徘徊后，差点被当作德国间谍而被处决??在7个月的战后之行中，里德与伙伴跨越希腊、塞尔维亚、俄罗斯、罗马尼亚、土耳其;在那里，巴尔干地区的分裂、矛盾和冲突尽显无遗，当权者的意志与民族的情感貌合神离，俄罗斯的大地上更是腐败横生。

里德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战争东线这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在种族、宗教、文化和地理上支离破碎的巴尔干。他既不关心沙皇和苏丹之间的博弈，也不拘泥于一时的战役胜负，而是聚焦于同样被卷入这场冲突之中，却从未留下姓名的普通人，力图使读者看到战火中平凡的、鲜活的，但也最终被牺牲了的人和物。这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定格了1915年的东线战场，让读者们透过百年时光，亲身感受宏大历史场景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

作者简介

约翰·塞拉斯·里德

美国记者、诗人及共产主义者，生于俄勒冈州波特兰，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任战地记者，随后经历墨西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著有《震撼世界的十

天》，后创建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逝世于莫斯科，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

译者简介：

李泽慧

山东淄博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自由译者。

目　　录

序言 /1
萨洛尼卡 /7
令人垂涎之城 /9
战争的东大门 / 21

第二部塞尔维亚 / 31
死亡的国度 / 33
战争之都 / 47
向前线出发 / 56
奥地利炮火下的贝尔格莱德 /71
沿着战争前线 / 82
一个几近灭绝的民族 /93
古切沃和尸谷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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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里德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闻名于世，书中记录了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描述，而在他更早期的作品《东线之战》中，里德对于革命前的东欧就已有了反思:“当欧洲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希腊施加种种压迫和制裁时，塞尔维亚已然实现了自治。每时每刻，这样的血脉情愫，这样的民族独立历史，这种对帝国的憧憬向往，在塞尔维亚农民士兵的心中滋长和激荡，塞尔维亚的民族野心将把这个国家带人多么巨大的冲突中啊!”
---罗伯特·D.卡普兰(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
《东线之战》更像是传统的游记散文，从对熙熙攘攘的萨洛尼卡这座反差之城的描述，到对巴尔干半岛居民的民族性格的简单概括，这本书看起来像个大杂烩，不过里德确实抓住了一些重点……里德既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不仅是对贫穷和肮脏的厌恶，而且是对这种条件所滋生的社会习惯的厌恶，也没有掩饰对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的喜爱。事后看来，里德似乎在对俄罗斯的观察中颇有启发。
----《伦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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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

在俄国,人人都在谈论自己的灵魂。几乎所有的对话都摘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俄国人在谈话中喝醉;声音响起,眼睛闪烁, 他们因自我表露的激情而兴奋。在彼得格勒,我曾在凌晨两点钟看到一个拥挤的咖啡馆——这里当然没有酒——但人们大声喊叫,唱歌,敲击桌子,沉浸在各种思想中。
“西伯利亚。”他小声嘟囔。
“他们做了什么?”
“别问了,”他紧张地厉声说道, “如果你在俄国问题,这些人的遭遇就是你的下场!” 彼得格勒有一些荒唐的战时法规。如果你在电话里讲德语,你将被处以3000卢布的罚款;如果你在街上讲德语被人听到,你将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据可靠的消息说,有两位东方语言学教授沿着莫卡伊河 (Morskaia)散步,用古亚美尼亚语交谈,然后他们就被逮捕了,警察发誓说他俩是德国人。从那时起直到今日,再没有人听过他们的消息。
尽管如此,事实上,任何有钱的德国人都可以继续住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并以他们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表达爱国主义。例如,
1914年11月,莫斯科的德国人聚居地在该市最时尚的酒店举办了一次宴会,人们在宴会上唱着德国歌曲,用德语发表演讲,在口头上把沙皇和他的盟友送去了炼狱,“皇帝万岁 (HochderKaiser)”的喊声响彻天空。俄国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但6个月后,警方决定给他们一个不太显眼的教训———以切断这些德国人在德国社区的收入。大量的伏特加酒从某处被挖出来,圣像从教堂里被抢走, 在警察的怂恿下,暴徒开始破坏德国人的房屋、商店和酒店。在最初的几座建筑被拆除后,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建筑,高喊着:“打倒富人! 长久以来,你们拿我们的钱去搞投机倒把!”在暴动结束之前,莫斯科几乎所有的大商店都遭到了破坏和抢劫,许多富有的俄国人,无论男女,都从乘坐的汽车或马车上被拉扯下来,扔进了运河。俄国上层阶级的人好好利用了这个时机。他们派仆人和贴身侍从投入到骚乱中,把他们能弄到的丝绸、花边和皮衣都拿走了......由于这次爱国示威,该省省长、该市市长和警察局长都被免职了。
德国人最终如何被赶出莫斯科,是俄国方法的另一个典型故事。俄国人驱逐了德国人吗? 俄国人把德国人关进拘留营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警方偷偷放出消息,称如果莫斯科的德国人想离开俄国,是有办法的。他们说,在莫斯科,德国人不可能拿到护照,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如果他们去往西伯利亚边缘乌拉尔山脚下的彼尔姆 (Perm),就可以申请到护照并获准离开。数百名德国人领会了这个暗示,纷纷挤上了开往彼尔姆的火车。如今,他们仍在那里。
俄国有4种不同的秘密警察组织,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监督普通警察,互相监视,此外还有在你的前门像个门房那样看守 (dvorniks) 你的,他们都是政府侦探部队的成员。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时期, 仅仅怀疑就足以把你送上军事法庭,或者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除非你有权势。

在俄国,人人都在谈论自己的灵魂。几乎所有的对话都摘自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俄国人在谈话中喝醉;声音响起,眼睛闪烁, 他们因自我表露的激情而兴奋。在彼得格勒,我曾在凌晨两点钟看到一个拥挤的咖啡馆——这里当然没有酒——但人们大声喊叫,唱歌,敲击桌子,沉浸在各种思想中。
车窗外,令人惊叹的景色从眼前流过,大地平坦得像一张桌子; 整整几个小时,古老的森林沿着火车轨道行进,绵延数里,这里还 没有受到人类砍伐的影响,一切都神秘而阴沉。树林的边缘有一条 尘土飞扬的小道,偶尔会有一辆笨重的马车驶过,那匹粗糙的马身 上有一根巨大的木轭,上面挂着一个铜铃,车夫是个肩膀宽阔的农 夫,粗野的脸上长满了毛发。几小时的车程后,火车来到了一座全 是茅草屋的小镇,这里的房子都是用原始森林中的木材搭建而成的, 周围是木制教堂,教堂有明亮的圆顶,政府的伏特加商店现在已经 关门了,因此这个教堂无疑成了村里最值得炫耀的建筑。小镇里可 以看到建在高桩上的木栈道,没有铺设的街道满是泥泞,狭窄得如 同小巷一般。供发动机燃烧的巨大木头堆积在一起——这片天地就 像一个坐落在大西北树林里的铁路小镇。身材高大的女人包着鲜艳 的头巾,牙齿闪闪发光;穿着靴子的大个子男人戴着尖顶帽,蓄着 络腮胡;牧师们穿着黑色的长外套,戴着带帽檐的大礼帽。站台上 随处可见高大的警察,他们穿着黄衬衫,拿着猩红色的左轮手枪绳, 手里握着刀。当然,四处都是士兵,成千上万......然后,大片的田野突然从树林里探出来,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可以看见金黄 色的小麦地里插着些许黑色的树桩。
我认为俄国人不像其他种族那样爱国。对他们来说,沙皇不是 政府的首脑,而是神。政府本身,也就是政府官僚机构并没有得到 人民的忠诚拥护,政府像是强加于人民身上的另一个单独的国家, 一般来说,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国旗长什么样子,即使知道,在他们 心中,那也不是俄国的象征。俄国的国歌是一首赞美诗,一首带着半神秘色彩的伟大歌曲;每当国歌奏起,没有人觉得有必要起立脱 帽。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不同情帝国主义——他们不希望通过对外 征服使俄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事实上,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 在俄国之外还有其他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入侵别国时战斗得 如此拙劣。不过,一旦敌人踏上俄国的土地,农民就会变成野兽, 就像他们在1812年和1915年那样。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的农场、房屋、森林、平原和圣城都被异乡人踩在脚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防守战斗中表现得那么出色。
俄国人似乎对这片土地有一种希腊式的情感,他们对宽阔平坦 的平原、茂密的森林、浩荡的河流、对俄国上空巨大的拱形天空、 镶嵌着黄金和珠宝的教堂、无数代父辈触摸过圣像的教堂,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们对于为寻找圣河不惜让整个村庄漂泊的激情,对于 北方冬天的严寒,对于凶猛的爱情和狂野的快乐,对于可怕的阴郁, 对于俄国的神话传说,都抱有这样的情感。有一次,一位年轻军官 和我们坐在了同一节车厢,一整天,他都凝视着窗外漆黑的树林、 广阔的田野、小镇,泪水顺着脸颊滚落。 “俄罗斯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俄罗斯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还有一次,有一个中年平民,他的子弹型的脑袋剃得很干净,眼睛 睁得大大的,淡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让他看上去像一个神秘主义者。
“我们俄国人不知道自己有多伟大,”他说, “我们无法理解要与 数百万人交流的想法。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拥有多少土地,多少财 富。为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个例子,莫斯科有位尤苏波夫先生 (Mr.Yousoupov),他拥有的土地多得连他自己都不清楚有多少, 他的地产比任何一个德国国王的领土都要大。没有一个俄国人能清 楚地了解这个国家包容了多少民族;我自己也只知道39个......”
然而,这个由野蛮民族组成的庞大而混乱的群体,经历了几个 世纪的残酷和暴政统治,只剩下最基本的相互交流的手段,在没有 任何一种理想意识的情况下,发展成了一个在情感上和思想上高度 统一的民族,以及一种靠自己的力量传播的原始文明。俄国这个国 家松散、随和、强壮,侵入了遥远的亚洲野蛮部落的生活;它越过 边界进入罗马尼亚、加利西亚、东普鲁士——尽管有组织的努力试 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即使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条件下都固执地坚 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英国人,也被俄国征服了,在莫斯科和彼得格 勒的英国聚居地,人们过着半俄国式的生活。俄国风格占据了人们 的思想,因为它是最舒适、最自由的生活方式。俄国人的思想是最 令人振奋的,俄国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俄国人的艺术是最繁茂丰 富的;对我来说,俄国的食物和饮品是最好的,俄国人本身也许是 世界上最有趣的人。
俄国人有适合自己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在美国,我们拥有一个 伟大的帝国———但我们仍旧像生活在一个类似英格兰一样的小岛上, 因为我们的文明来自那里。我们的街道狭窄,城市拥挤。我们住在 层层叠叠的房子里,或者住在一层一层的公寓里；每个家庭都是一 个封闭的小房间,以自我为中心,私密性极差。俄国也是一个伟大 的帝国,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好像知道他们是一体的。在彼得格勒, 有些街道有1/4 英里宽,有些广场有 3/4 英里宽 , 一 些建筑物的外立面往往绵延半英里都没有遮挡。俄国人的房子总是开放的: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互相拜访。他们边吃边喝茶, 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每个人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说什么就说 什么。没有特定的起床、睡觉或吃晚饭的时间,也没有传统的杀人 方式或做爱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读起来 就像疯人院的编年史；但我认为,这是因为俄国人不受统治着世界 其他国家社会行为的传统和习俗的约束。
这不仅适用于大城市,也适用于小城镇,甚至乡村。在这里, 没法教俄国农民用时钟看时间,因为他们是如此接近土地,他们就 是土地的一部分,机器制造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他们仍 然是遵循规律的,否则庄稼就长不起来。因此,农民依靠雨、风、 雪和季节的变化来耕种、种植和收获——他们根据太阳、月亮和星 星来生活。农民一旦被赶到城市的工厂里工作,就失去了大自然的 驱动力,在工厂工作时间之外,他们没有理由再过一种有规律的
生活。我们看到了一些俄国家庭的生活;茶炊永远冒着热气,仆人们 托着新鲜的水和茶叶进进出出,笑着加入到没完没了的谈话中。亲 戚、朋友、陌生人络绎不绝。家里总是有茶点,总是有一个长长的 餐具柜,上面堆满了拼盘,总是有上百个人三五成群地在讲故事, 大声争论,大笑,总是有一小群打牌的人。只要有人饿了,就有饭吃———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天到晚都是饭点。一些人上床睡觉,另 一些人在睡了很长时间后起床吃早餐。日日夜夜,这一切似乎从未停止。
在彼得格勒, 我们认识了一些人 , 他们往往在夜里11点到黎明前接待来访者。随后他们会去睡觉,直到晚上才起来。除了夏日的 白夜,他们已经3年没见过白天的模样了。许多有趣的人物都去了 彼得格勒。他们中有一位年老的犹太人,他从警察那里买了多年的 豁免权,他向我们透露,他写了一部预计5卷本的俄国政治思想史, 至今一共出版了4卷,且通常是一出版就被没收了———他现在正忙着 写第5卷。他总是大声谈论政治,不时停下来看看窗外是否有警察在 偷听。由于他还曾经因为说出 “社会主义”这个词而进过监狱,所以 这位犹太人在开始讲话之前,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角落,向我们低声解 释:当他说 “雏菊 (daisy)”时,意思是 “社会主义 (socialism)”;当 他说 “罂粟 (popy)”的时候,意思就是 “革命 (revolution)”。然后 他就会继续说,在房间里大步地走来走去,大喊各种毁灭性的学说。
如传奇剧和英国流行杂志般的情景在俄国上演着。我记得某次, 我们在火车停靠的一个车站月台上看到了一些俘虏,他们挤在铁轨 之间:三两个头发短短的,看起来愚蠢的年轻农民；一个弯腰的半 瞎老人；一个犹太人；一些妇女,其中一个还只是个抱着婴儿的女孩。一圈手持利剑的警察围着他们。
“他们要去哪儿?”我问售票员。 “西伯利亚。”他小声嘟囔。 “他们做了什么?” “别问了,”他紧张地厉声说道, “如果你在俄国问题,这些人的遭遇就是你的下场!” 彼得格勒有一些荒唐的战时法规。如果你在电话里讲德语,你将被处以3000卢布的罚款;如果你在街上讲德语被人听到,你将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据可靠的消息说,有两位东方语言学教授沿着莫 卡伊河 (Morskaia)散步,用古亚美尼亚语交谈,然后他们就被逮 捕了,警察发誓说他俩是德国人。从那时起直到今日,再没有人听 过他们的消息。
尽管如此,事实上,任何有钱的德国人都可以继续住在彼得格 勒或莫斯科,并以他们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表达爱国主义。例如,
1914年11月,莫斯科的德国人聚居地在该市最时尚的酒店举办了一 次宴会,人们在宴会上唱着德国歌曲,用德语发表演讲,在口头上 把沙皇和他的盟友送去了炼狱,“皇帝万岁 (HochderKaiser)”的 喊声响彻天空。俄国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但6个月后,警 方决定给他们一个不太显眼的教训———以切断这些德国人在德国社 区的收入。大量的伏特加酒从某处被挖出来,圣像从教堂里被抢走, 在警察的怂恿下,暴徒开始破坏德国人的房屋、商店和酒店。在最 初的几座建筑被拆除后,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法国、英国和俄国 的建筑,高喊着:“打倒富人! 长久以来,你们拿我们的钱去搞投机倒把!”在暴动结束之前,莫斯科几乎所有的大商店都遭到了破坏和 抢劫,许多富有的俄国人,无论男女,都从乘坐的汽车或马车上被 拉扯下来,扔进了运河。俄国上层阶级的人好好利用了这个时机。 他们派仆人和贴身侍从投入到骚乱中,把他们能弄到的丝绸、花边和皮衣都拿走了......由于这次爱国示威,该省省长、该市市长和警 察局长都被免职了。
德国人最终如何被赶出莫斯科,是俄国方法的另一个典型故事。 俄国人驱逐了德国人吗? 俄国人把德国人关进拘留营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警方偷偷放出消息,称如果莫斯科的德国人想离开俄国,是有 办法的。他们说,在莫斯科,德国人不可能拿到护照,也无法回到自 己的国家;但如果他们去往西伯利亚边缘乌拉尔山脚下的彼尔姆 (Perm),就可以申请到护照并获准离开。数百名德国人领会了这个暗 示,纷纷挤上了开往彼尔姆的火车。如今,他们仍在那里。
俄国有4种不同的秘密警察组织,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监督普通警 察,互相监视,此外还有在你的前门像个门房那样看守 (dvorniks) 你的,他们都是政府侦探部队的成员。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时期, 仅仅怀疑就足以把你送上军事法庭,或者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除非你有权势。
我们在波兰被捕后,一到彼得格勒,就被市政府的侦探、军事 特工和可怕的第四武装的成员跟踪了好几个星期,第四武装的成员 是最阴险的秘密警察。不过俄国侦探很容易辨认———不管他们伪装 成工人、农民、出租车司机抑或是流浪汉,他们总是穿着漆皮皮鞋, 拄着一根银头手杖。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地站在我们居住的旅馆门前, 在漫长而疲惫的夜晚,我们经常从窗户向他们扔瓶子。每当我们乘 出租车去美国大使馆,就会有一名侦探从人群中出来,坐上另一辆 出租车跟着我们。当我们拐进涅夫斯基 (Nevski)大街时,我们会 停下来等他转过街角,他的车跑得很快,因为他总以为我们在他前 面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会跟踪他几个小时,这让他大感挫败。
如果城市警察没有在你的护照上盖上 “外国签证”的印章,允 许你越过边境,你就不能离开俄国。当然,我们处于城市警察的监 视之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用35卢布作为 “礼物”,拿到了外国 签证,坐上了开往罗马尼亚边境的火车。第二天早晨,在维尔纳, 一名宪兵军官走进我们的车厢,他没有问我们是谁,也没有问我们 要到哪里去,就宣布我们必须返回彼得格勒。在那里,我们发现第 四武装的特工正等着我们,要带我们去长官的总部。但是长官并不 知道我们已经获得了外国签证,甚至不知道我们曾试图逃跑,他只 是想向我们宣读一份大公的强制命令,以莫须有的罪行,将我们从 符拉迪沃斯托克驱逐出境。
我们居住的彼得格勒的旅馆里住着一个又矮又胖,但看起来很 有权势的女人,她看起来像是爱斯基摩人,头发粗糙,剪了一个设 得兰矮种马的鬃毛的发型。她的名字叫“××公主”。傍晚时分,她 常常走进茶室,挑一个她喜欢的男人,拎着她那把巨大的房间钥匙, 直截了当地发出邀请。这并没有冒犯俄国人,但旅馆里住满了美国 商人和他们的妻子,因而他们向经理抱怨了这桩丑闻。经理要求 “公主”离开旅馆,但被拒绝。于是,酒店采取了俄国人的行事方 式,有一天当 “公主”外出时,经理拆了她的床,然后把床和其他 家具一起从她的房间搬走。“公主”回来后,在大厅里来回跺了几个 小时的脚,用她所能想到的所有称呼 “问候”这位经理,然后出去了。15分钟后,一个秘密警察开着一辆汽车来到旅馆,警察冲向经 理,告诉他,如果再敢骚扰那个女人,就把他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原来,这位“公主”是第四武装的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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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系列·东线之战：1915年穿越巴尔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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