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如何走出“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2%，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年，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2019年中国人均GDP是印度人均GDP的5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构上的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占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GDP71%的水平；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仍占当时GDP的45%；但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也就是说，过去60多年里，民间消费占比总体上越来越低。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若计入预算之外的政府收费等，占比更高。60多年时间，民间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了近一半，而政府开支占比则增长了约一倍。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讲道：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比较一致，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美国学者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时薪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差不多是美国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否还有必要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必将变成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将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让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快增长”，通过“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哪些因素阻碍了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的增长？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10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1978—2008年，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接近GDP的5%，而在1978年这个数字基本上等于0，但是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的趋势。
事实上，1990—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总是比GDP的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19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低3.8个百分点。显然，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比重越来越低。
除了中国，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存在类似的现象呢？2007年，美国劳工部一篇研究论文对不同国家制造业单位小时的报酬做了一个系统比较。我根据他们的数据做了一些分析后发现，1996—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业劳动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将这个增长速度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相比会发现，劳动工资的增速比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低2个百分点。
欧洲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1996—2007年，这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照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低大概0.8个百分点，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
为什么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上找原因。
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是如何影响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的呢？
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于整个社会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深远且负面的影响。目前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等行业，私人、民企仍难以进入。有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的差别，因为只要整个经济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按照价格来进行资源配置，国企就可以竞争，民企也可以竞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国企在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等领域的巨大优势，也会挤压民企的发展空间，从而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工人的劳动收入就难有增长的空间。
国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的工人高出不少。如果不改善劳工权益，加强劳工保护，就很难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前不久我跟一些学者讨论工会问题。他们说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和工资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民企还是好很多，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题。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农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可以辞职，没人拿枪逼他们必须跟富士康签约。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交易的成分比较强，自由契约的性质也明显。但如果从整个社会环境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农村*，使他们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在富士康，或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他们才可能有更多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2002年之后，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是，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却只是维持在人均GDP的80%。到现在，差距更大，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再看看城市制造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工人的报酬。2002年，乡镇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每小时的收入大概是3.1元，2006年上升到3.9元；城市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每小时的收入在2002年时是7元，2006年上升到12元。城市制造业企业员工的时薪已经是乡镇制造企业员工的3倍多。在小镇、农村的人，即使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工作，收入也比城里人越来越落后。为什么会这样？是哪些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安排使这种分化日益明显？
由于户籍制度、身份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收入差距也很大。如前所述，迁徙的限制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弱势，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创业受限还可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农村还是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不完善的政策，给劳动者造成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巨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管制加强，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的空间比以前大了很多。
以粮食安全为例。有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于是政府出面，要求有关部门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我老家湖南茶陵种植很多大蒜，若大蒜价格可以自由上涨，对老家的农民是件好事。但出于“粮食安全”等因素考虑，竟然就这样限制了大蒜的价格！其实，像大蒜这种东西，政府根本没有管制价格的理由，因为它跟大米、麦子、玉米这样的粮食完全不一样，一辈子不吃也死不了，和粮食安全没有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有粮食安全的问题，价格自由上涨也可以激励农民多生产，实现未来的粮食安全。因此，政府应该做的恰恰相反，应该让粮价按照市场的波动变化，以此鼓励更多农民种粮，既解决未来的粮食安全，又让农民增收，一举两得。
当然，限制大蒜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客观上使更多农民放弃种田，因为种田没钱赚。于是，更多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让他们议价的能力减弱。
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经济自由，损害了他们的权益，这种做法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就是一回事。
征税过多的危害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太多，政府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2007年的变化所做的一项研究，政府开支有所减少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工人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GDP增速高出0.8个百分点。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2010年前5个月，按财政部公布的数据看，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其后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1995—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收入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等于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就说明了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多。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政府控制的资源、土地、企业股权总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2/3。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老百姓无法从中直接享受益处。
所以，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依宪治国，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对国有资产进行改革，让民间资本能够得到更大份额。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就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金融不自由，内需难以启动
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考察三十几个国家1995—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加强化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认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进行金融战争，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的。
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是，受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就借不到那么多资金来买房子；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须付出更高的住房贷款利息成本。
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方更多的是中低收入阶层。你如果很有钱，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按揭贷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贷款的供应就越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享受到好处。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最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个人。
金融管制到最后为什么会对收入前景、对创业的选择空间造成很大的影响呢？我和一些经济史学者曾做过一项研究，把明朝末期、清朝初期所能够收集到的中国各地民间借贷资料，包括利率、借贷金额等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大的数据库，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变化的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省，民间平均借贷利率就会越高。背后很重要的逻辑是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这些省，即我们以往所说的农业大省，以农业为主，而不是以商业为主，商业文化、契约文化越不发达，反对高利贷的倾向性就越强，对于有利息借贷的文化支持度就会越低，也就是说变相地抑制金融发展。对金融交易的抑制，更有可能成为当地文化的主旋律，使资金价格即利率更高。
另外，非个人放贷，包括钱庄、票号等，占总放贷比例越高的省，这个省平均的民间借贷利率也会越低。也就是说，当地的文化越是认同有利息的借贷，金融机构越发达，借贷利率就会越低。
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多好处
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组。统计研究发现，1980—2003年，这24年里，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个百分点。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个百分点，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有一个很典型的模型，即一个家庭或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获得：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在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是被封起来的，即便土地、产权、股权可以升值，但因为这些资源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些资产的增值主要也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占比过高，经济增长给老百姓总体收入带来的增长就会相对缓慢。相反，民营经济比重高，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发生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更加敏感，老百姓更能够通过自己享有的产权和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我曾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年工作2200小时，即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再乘以52个星期。工作小时数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劳动收入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一些学者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水平的劳工权益带来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国家更富强了，但这种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要从多个角度来理解整个人类社会，也包括中国的发展趋势。市场经济应该是基于自由契约的经济、基于权利的经济。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但是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单一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结盟形成一个群体，这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是违背市场经济核心的自由选择原则的。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比较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购买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意愿也不是很高。因为它们发现，雇用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它们还发现，用人工生产时产品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于是，很多企业宁可用工人组装而不是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谈到的，在康乾盛世和更早的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个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口很少，土地相对较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这就逼着它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它们更多地使用机器，让它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英国从18世纪开始的是一场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用机器代替劳动力；而在同时期的清朝乾隆年间有3亿人口，那么多的人，大家能有一点钱就愿意干、抢着干，那当然使勤劳革命成为可能，但也抑制了技术革命的动力，使当时的中国难以走上内生技术创新的道路。
虽然压低工人权益能让中国保留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最终会压抑国人的收入前景，抑制技术创新动力。
此外，这样的发展方式，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日益加深。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的比重继续膨胀。但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的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工作都是在中国，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也必然是在中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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