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评论者：god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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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梁漱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梁漱溟评传，名为《最后的儒家》。由于当时国内那种特殊的政治局势，直到1979年这部书正式出版发行之前，作者始终未能与自己的传主见上一面。可是，远在大西洋这端的梁漱溟却听说了有一个美国人在写他的评传，于是辗转托人与艾恺取得了联系，希望能与他晤谈。
1980年的夏天，艾恺终于来到梁漱溟的家中，坐在梁漱溟的旁边，两个人相对而谈，用艾恺自己的话说“经过种种波折，在这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与梁先生，仅仅隔着一方小几，相对而坐，开始对谈”。就有了接下来俩个人长达半个月的对谈。
时隔25年，梁先生早已故去。经过多方努力，在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的指导下，将这批珍贵的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字，“直接由声音转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完全以录音为准”。就有了这部首次全文公开出版的，近三十万字的谈话录，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几乎是一个天生的佛教徒，早在十六七岁时就想要出家为僧，只是由于父亲的阻拦才未能实施，但他自己真正放弃出家的念头，是他到了二十九岁的时候。那是在他应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以后，有了结婚的想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了大学，同知识分子在一起，常常有这种好胜之心，这是个身体问题，身体问题来了，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所以放弃出家的打算，此后改从大乘教，叫做“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正是由于他数十年浸淫在圆融无碍的佛家智慧之中，使他养成了通达宽容的心性，身处乱世，波澜不惊，以一颗淡定的心对待世间风云变幻。以佛家的悲悯情怀为医救苦难的中国，上下奔走，为了国家大业，忍受困苦，出入险境，于个人的生死成败在所不计。刘梦溪在评价陈寅恪时用了“顺世而生，异世而立”八个字，我想借过来用在梁公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梁漱溟自称有两个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一个是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还有一个是超现实的人生问题，对生命的怀疑。“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事实上，梁漱溟一生的思考与实践也确实围绕着这两问题而展开。所以当艾恺问到“您想到过去的时候，您以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时，梁漱溟归纳为三条，一是搞社会运动，为社会奔走，具体方式就是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搞了一个试点，搞乡村自治，在那里搞了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二是参与政治，为国事奔走，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之间经常发生磨擦，梁漱溟认为这样不好，会妨碍抗日，应该有一个独立于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利益冲突，在两党之间起协调作用，推动两党团结抗战。于是创立了“民主同盟”，往来于两党之间。三是著述立说。梁漱溟认为自己所写的书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并且说“我想我一生，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对谈中艾恺反复用“你最佩服的人是谁”，“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这类的问题追问梁漱溟，他陆续说出了一些名字。对于“你最佩服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梁漱溟先是说出了“两个章”，即章士钊和章太炎，然后是梁启超，后来又说出马一浮，说“马先生可以说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这使我想起刘梦溪曾经在《学术思想与人物》后序中提及“马一浮和熊十力、梁漱溟有新儒家的‘三圣’之称，但为学的本我境界马比熊、梁似更胜一筹。”由此可见，马一浮确是当时无出其右的学术大家。在回答“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时，梁漱溟说出了两个鲜为人知的名字，一个是林志钧，福建人，“林先生是我很佩服的，也是对我有影响的人”。并且，梁漱溟说这个人也最为梁启超所佩服。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梁启超临去世之前，把自己一大箱子著作、手稿等嘱咐自己的女儿交给林先生，要林先生审，哪些要，哪些不要，都由林先生决定。这些手稿经林先生审定之后，出版了《饮水室合集》。这件事足以说明林先生的学问、人品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梁漱溟说他“洁身自好，他一生干净极了。”另一个人叫伍庸伯，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可是梁漱溟对这个人的评价非常高，“假如有人问我，你一生所亲自见到的，最佩服的人是谁？那我就回答是这个。”梁漱溟接着又说自己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为这位伍先生写传记，“把他的学问，为人，我要介绍给世界，给后人”。在梁漱溟眼中他是一个纯正的儒家，脚踏实地的儒家。实际上这位伍先生是一个纯正的军人，抗日时期，在广东担任游击队司令，跟敌人周旋，直到抗战结束。
当艾恺问道“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时，梁的回答是“我说不上来。”可是“说不上来，我还要说几句话。”就提到冯友兰，说“他好像是儒家”，但梁漱溟认为一个真正的儒家应该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要做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要“言忠信，行笃敬”。显然，冯友兰没能做到这一点，梁漱溟提到了他在文革时期的表现，给江青写诗什么的。梁漱溟认为这是背离了儒家的原则，冯友兰具备了一个儒家的学识，但在做人上却没能达到一个儒家的境界。
当然，梁漱溟是有资格这样说的，如果说学人的风骨是民国时期那批士人的一种普遍特质的话，那么梁漱溟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硬朗是出了名的，他称自己奉行八个字，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而不屈从于权势的人，屈指可数。梁漱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八个字，正是由于这种狷介的品质使他在1953年，敢于在公开场合与毛主席当面顶撞，这种胆量令时人心惊肉跳。在1974年，一次围攻他的批判会上，他当众说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言壮语，令后人仰慕。这种品格，连来自西方的艾恺也敬佩不已，他在序言里写道“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然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现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艾恺的眼里，梁漱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问梁漱溟“您算一个圣人吗？”而梁漱溟认为圣人不是平常人，“他的生命和人格已经超越普通人”，“可是我现在还是一个普通人”。当然他也承认自己和普通还是有所区别的，“我可能比其他普通人不同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我是望到，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我真想借梁先生的一双慧眼，去眺望那些远去的先哲。
总结梁漱溟的一生，艾恺写道：“总的说来，梁漱溟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以为他在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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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马一浮和熊十力三位先生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三位都是对古今中外文化有深入涉猎和研究的大师。最终，三位大师殊途同归于儒家。尤其是梁漱溟先生，被西方誉为“最后的儒家”（The Last Confucian）。
本书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Guy S.Alitto于1980年8月专程来华采访梁漱溟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的。谈话中，梁先生论述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特点及其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等）。
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是同一年出生，两人有过长期的交往，毛主席经常邀请梁先生加入政府却一直被拒，后来在政协会上两人终于闹翻。站在党政府的角度看那段历史，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站在中国最有良知和文化修养的大儒的角度看中国的那段历史，更加鲜活，具体，细微和耐人寻味！
大师一生的境界和修为我们很难达到，但那经历过那饱受欺凌穷途末路的清王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的内战时期，阶级斗争此起彼伏的建设时期，丧尽人伦泯灭人性的文化革命等等之后，先生仍能保持内心里深深的信仰和宁静，为社会建设请进己力，值得我等后被敬仰追随。
以前， “梁漱溟”这名字，仅仅是从历史书和报刊的上看过，片面的理解，他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人，一个老派的知识分子。
这几天读《这个世界会好吗》，那是23年前，他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一次连续十多天的专访，接近完整的记录（30CD的录音，除了间或有不清楚之处，全部逐字逐句的将录音转为文字），才知道，他是一位居士、一位儒生、一位思想家。
虽然90高龄，他依然但头脑清析，上世纪发生的好些事件，他是旁观者也是当局者，因而从《这个世界会好吗》里，可以印证上世纪的好些历史事件，也可以了解跟他有过交往接触的历史人物的事迹。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由于个性刚正，因而遭受过很大的冲击和磨难，回忆过去， 却很是淡然：“我那个时候不应该顶撞他”。当问及一次浩劫，他家里的字画书籍全部化为灰烬时的心情，他回答：“开头有几天不愉快，可是很少的几天我就过去了，我没有什么不愉快了”，更让人钦佩的是，在完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他写出了著作《儒佛异同论》。
“食素70年......，没有遗憾，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和特别不喜欢的。” 一切一切都是淡淡的；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不知道”、“没有读过古书，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不好说”不骄饰，不虚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
他在29岁前，一直都有出家的愿望，后来体会到应该先入世，再出世，所以，以佛家的出世观，行儒家的入世法，出世入世，游走有无，因而，读《这个世界会好吗》的时候，也可以印证着自己一些佛家的理解和儒学的认知。
历史在发展，但智者可以预知，历史的发展印证着智者的预知。23年前的专访，谈到苏联的问题、台湾问题、美中关系、国家发展等，今天有缘展读，他已仙游20年，而23年来的历史的发展许多都已在他的意料之中。
谈话中提到，他在晚年将自己的思想写出《人生与人生》一书，当时还未出版，不知道现在出版没有，可要找来好好的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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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猪之尚兄推荐下喜欢梁爷的风格，喜欢梁爷的文采，喜欢梁爷的率真。
前几天读了梁爷在1980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采访的30盘录音整理的一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书的封面依旧是老人桀骜不驯的眼神和特有的不谙世事的嘴角。
读口述的文章这算第二本，第一本应该是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但是这本书是完全的录音整理，几乎没有编者的增删，因此更加的“原滋原味”，能够体现梁爷在晚年依然才思敏捷，思路清晰。
这本书我读的很有意思的几点整理如下：
1、梁爷的一段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很有意思，结合现在的世界情况看，即使这些话是梁爷在1980年说的，现在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这段话是这样的：
“。。。可是它底下走到后来，它要转变，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要成为过去。这个就是说生产工具或者生产资料一定要归公，现在名义上是归个人、大资本家，而事实上社会的生产已经是社会性的生产，底下它要转入社会主义，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它是由梁爷的人生的三个问题（对物、对人和对己）引发来的，也说明了梁爷为什么能够保持乐观的根本的原因。其实很有意思的是08年到0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正在出现梁爷所描述的那样，国家在大量的投资、注资、收购企业的资本，很多企业已经实际的国有控股了，并且对很多企业高管的年薪的限制，正是由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可控的、社会主义的模式的一种迹象。
2、梁爷从17岁开始吃素，在本书成书的时候已经吃素70年，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可能与梁爷早年倾心佛教有关。梁爷活了95岁（1893-1988），应该和吃素有很大的关系。朋友们，想长寿，这是一个现成的好办法，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呢？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好的方法、好的办法、好的途径，我们是否能够去践行呢？
3、梁爷最满意的自己的一部著作是《人心与人生》，还没有得以阅读，以后找机会一定要读一读。
4、书中提到了大量的清末、民国、建国当中的各个领域的名人以及他们与梁爷的交往，很有意思，值得一读。
其中谈到胡适的时候梁爷讲了一个故事：
“中国学者里头有两个人，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是个哲学家，很有趣味的一个人（指金岳霖先生——整理者）。他跟胡适也都认识啦，不过胡适在北大，刚才说的这位先生他不是在北大，在哲学研究所，属于科学院。这天就在协和医院里开会，孟游博士主持开会，中国人、外国人都到了。胡适就向这位朋友（金岳霖）说：“我写过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金岳霖说：“看过，很好很好。”胡适很高兴，因为他称赞他很好。那么意思想问：“你觉得怎么样，你说很好很好？”他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适赶紧问：“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哈哈，很幽默的老人。
5、梁爷的真性情体现在八个字：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现如今的一切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和核心的社会中，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6、对于苏联的解体，梁爷也早有预言。梁爷在书中两次提到：
“苏联，在俄国这个地方，出现共产党，出现共产主义，在我看也是一个变态，不是按照社会自然发展出来的，因为苏联没有经过多少资本主义那条路，没走多少，它在沙皇底下没有多少资本主义，一下就变了。所以，它不是把资本主义走到头，然后转入社会主义，不是那样的。”
“它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在我看起来是一种变态，而这种变态是合于它的历史的，合于俄国的历史的。这种变态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列日涅夫他们这种党的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我这么看。不会像中国这样子，中国底下没有大变化。”
果然
